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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6-03-21 18:56

写作核心提示：

将宏伟蓝图化作人民美好生活

新疆日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发展蓝图、规划实践路径、作出战略部署。连日来，全会精神引发新疆社会各界热议。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肩负使命担当，凝聚奋进力量，真抓实干，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们绘就了宏伟蓝图。”自治区党委外办驻墨玉县普恰克其镇巴扎博依村第一书记张华中说，“我们要立足实际，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继续做好对乡村干部的‘传帮带’、对农村群众的宣传工作，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眼下，正是温宿县阿热勒镇打理养护果树的季节，全镇232名技术员组成15支林果业技术服务队，指导村民修剪果树、挖坑施肥等。“我们要抢抓新机遇，加快推动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阿热勒镇党委书记楚伟涛说，“我们通过线下专家培训、线上开展技术微课堂，安排技术人员深入果园现场指导等方式，提高果农种植和管护能力，确保村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

“五中全会为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指引。”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新北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田艳茹表示，要不断提升干事创业和为民服务能力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汤天慧表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构建创新驱动强、产业结构优、开放合作广、资源消耗低、质量效益高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建成国家级创新型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目标。

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后，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教师玉素甫江·玉素音深感重任在肩。他说：“我们要紧紧围绕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目标，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不忘立德树人初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皮山县纪检监察干部余海说：“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明确监督职责，增强群众工作能力，坚决与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作斗争，解决好群众‘急难忧盼’的事。”

精河县托里镇伊吉林莫墩村党支部书记吴文秀说，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这就需要我们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真正做到民心在基层聚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

营区LED屏滚动播放大会盛况录像、板报橱窗张贴要点心得、新媒体开设全会专栏……连日来，武警新疆总队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正在带领官兵进行野外驻训的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某支队特战大队大队长成林感慨地说：“全会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一线官兵练兵备战的士气更加高涨，一定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素质练强，把技能练精，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全会擘画的发展蓝图，正是青年人的奋斗坐标。”喀什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学生滕熙月说，“我们要学好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奉献青春力量，为国家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记者拍热扎提·阿不都，参与记者盖有军、张治立、热依达、宋雅文、赵西娅、赵春华，通讯员石俊杰、李娜娜、郑云凯)

《阅读还有未来吗》：巴别塔之后

贾汗贝格鲁：我们能再谈谈您的《巴别塔之后》吗？您在这本书里的研究与您在《疆域之外》的文章以及您与乔姆斯基的辩论相关。

斯坦纳：我认为我在《巴别塔之后》里陈述了一个中心思想，我在等人反驳它。研究历时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的专家认为，在人类的短暂历史中，这个星球上大概存在过两万种语言。一百年前，人们估算存在一万种语言，而今天大概只有5000种，因为每年大量的语言都在消失，还没有算上方言。我说的是彼此之间无法理解的、各自完全自足的语言。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解释各种文化孤独地分散各处，由于其语言不被理解，文化便在闭塞中衰亡，而这种过剩已达荒诞的程度，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悲剧后果。我有一个假设，所有语言都是重构世界的方式，所有语言都是面向生存开启的窗户，它们像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多样物种，代表了对死亡、痛苦、经济的匮乏以及所有的生物和社会限制说不的各种可能性。每一门语言都是帮助人生存下去的自由的行为。语言数量之丰富，犹如菲律宾某个岛屿上的2.8万种蝴蝶，貌似不可思议的过量和浪费；但实则相反。每一门语言都为人获取了一份自由，使得人在无情的境遇和必死的命运中，突破经济和生物层面的限制，往前迈进一步。语言的复杂性令人炫目，对一些贫困地区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例如卡拉哈里地区、澳大利亚沙漠或婆罗洲的一些部落而言，这是一笔补偿性的财富。一门语言使用了二十八种虚拟形式，如同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构成了超越我们这个世界的可能的“疆域之外”。

这个假设可能会得到证实，并值得我们寻求答案，但不是在一个乔姆斯基将转化生成变为语言学正统的时代。我和他发表了一些访谈，表明我们之间的分歧，这些访谈挺有意思。我的研究面向的是布莱克所说的“个体之神圣”（le sacré du particulier），而乔姆斯基则运用一种普遍的抽象图式，我不相信这种图式，因为直至今天这种图式也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而得益于这一图式，他的理论被奉为圭臬，得到学院派和语言学专家的青睐。他的形式位于形而上学，而并非仅仅是技术的另一端。而我则站在萨丕尔和沃尔夫一边，站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一边，我认为我认识的所有作家和诗人都是克拉底鲁派的，而乔姆斯基和索绪尔都认为语言是一种深度抽象的系统。他们的理论对我了解自然语言或诗歌没有任何帮助。在我眼里，诗歌恰恰证明这些理论是无效的，在我看来它们无异于专门给失聪人群设计的一种音乐理论。我毫无嘲讽之意。音乐符码的代数形式完全不是音乐体验。我试着在《巴别塔之后》这本书里把翻译的问题置于世间男女日常生活的语言经验的中心。

《阅读还有未来吗》

作者: 乔治·斯坦纳 / 拉明·贾汉贝格鲁

译者:顾晓燕

版本: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6年1月

贾汗贝格鲁：您和乔姆斯基的另一个分歧在于科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斯坦纳：我不认为存在一种语言科学。人们对“科学”一词存在严重的滥用现象，就像对“理论”一词一样。当然，在天文学、生物学和数学这些领域或许存在着理论，尽管一些人，像费耶阿本德和罗蒂不完全认同这一点。“理论”的概念如今被滥用，即便在一些精确科学中也是如此，但这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在人文科学里有印象和叙事。在我看来，理论是一种叙事话语，能够在它的叙事中包含、囊括和凝聚起一种关于当下的现象学。

贾汗贝格鲁：你们之间还有一个分歧，那就是《巴别塔之后》的中心问题——翻译。

斯坦纳：我对乔姆斯基语言学的转化生成不怎么感兴趣。我坐在桌子边和您说话，这已经是一种复杂的翻译行为。总有一天，我们都要遭遇一种严重的心理危机：这个星球会被单语现象笼罩，世界受到英美经济的统治，最终只剩下一种被称为“商务世界语”的语言。如今一个韩国飞行员在和希腊机场塔台对话的时候用的是英语。这个语言现象和自然气候的消失以及动植物物种的灭绝惊人地相似。这是对这个世界和它生存条件中的美好多样性的屠戮。也许是历史的讽刺吧，乔姆斯基的观点并非无政府主义的、极左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是站在语言资本巨头、单一语言的强势垄断这一边。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普遍性世界也许对应的是英美方言主导的天下。

贾汗贝格鲁：您说翻译并不是一场胜利，而是持续存在的必要性。

斯坦纳：正如歌德所说，如果没有这种必要性，我们将在沉默的区隔内噤声。在修订版的《巴别塔之后》里，我提到这种危机日益严峻，十分危险。用英语写成的作品被翻译的越来越少。如果它是一本畅销书的话，世界各地的人可以直接阅读这种方言。但如果一本小说是用挪威语、荷兰语、印度尼西亚语、土耳其语，即所谓的“少数”语言写的，它就会被翻译成英语。我路过米兰、阿姆斯特丹或哥本哈根街头的橱窗时，看到英语畅销书展出在显眼位置，而用这些国家本国语言写的书则被打发到幽暗的角落里，可本国语言正是这些国家的文化遗产啊！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浑身不舒服，几乎是生理上的不适。

《再见，语言》剧照。

贾汗贝格鲁：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普世价值，而另一方面是各种结构的相对性和多样性。

斯坦纳：这个现象与沟通的希望有关。一些诋毁我的人对我说随着普世语言的使用，人类终将学会和平友好地相处，而我对少数派的热情则会导致不和、无政府主义和彼此无法沟通。这个理由很重要。一个飞行员只需要一种语言就可以求得援助，而塔台里信号发射机前的每个人都可以听懂他的意思，因为他说的是英语。这确实很棒。人们用这一方言给药物命名，在医学上确实非常有用，可以救助一个晕倒在突厥斯坦路边的人。我承认它有诸多好处，尽管如此，我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日日夜夜在读诗。在我看来，这不可能是理想境界。一门有待理解的语言在我看来是命运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他悄悄在我们耳边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宇宙、新的天地。张开你的手，试着走进去吧。”

贾汗贝格鲁：但理解以及更好地参与普世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远离所谓正统观念和狂热崇拜。

斯坦纳：我对此非常怀疑。普世性并不带来任何宽容和好客的价值。它携带着自己的信条。大超市并不欢迎本地产品，它把资本主义文化装入盒子，强行输出到世界。

贾汗贝格鲁：但人权是普世的价值。

斯坦纳：虽然如此，但它下面是经济和物质需求的庞大公分母。我喜欢那些不为人知的语言，因为它们包含了伟大的真理。一门语言消失，就像某个动物或植物的物种一样灭绝，后果将是无可挽回的。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存在”的本体论可能性。

贾汗贝格鲁：您在《巴别塔之后》这本书里表达了一种“完全翻译”（traduction totale）的观点，这是什么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来自翻译的想法也很有意思，您认为在现代历史中存在一种错误和误读。

斯坦纳：这是一个细节问题。不存在“完全翻译”，哪怕在一门语言内部也不可能。博尔赫斯在他的一个寓言里塑造了一个叫皮埃尔·梅纳尔的人物，他说这个人在1937年曾试图把塞万提斯的一本小说进行字对字的翻译，最后出现的是一本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克尔凯郭尔在《重复》一书中解释我们不可能重复同样的词。如果我迅速重复说同一个句子，第二遍就会和第一遍不完全相同，它们隶属于不同的时间，第二遍只能接在第一遍之后。翻译总是部分的、碎片的。

贾汗贝格鲁：您还记得“懒惰翻译”（traduction paresseuse）的观念吗？巴别塔的身影出现在所有的神话中。

斯坦纳：阿尔诺·博斯特写过一部厚厚的五卷本的书。他在书中勾勒了各种神话中巴别塔现象的相似性。列维-斯特劳斯也分析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巴别塔现象：巴别塔在他们那里成了蛇的意象，被切成上千段，再也无法拼凑完整。他的意思是灾难导致了语言的分离，而所有的文化都保留着对这场灾难的神秘记忆。但在我眼中，这种差异性并不是灾难，相反算得上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机会。每一个文化都深藏着一个梦想：在最初的天堂和世外桃源，曾只有一种语言，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再能听懂。卡夫卡最美的一个寓言就是把塔设计为地洞。人们挖一个洞，为的是建一座巴别塔，从而引发了一场灾难。上帝对人类暗地里行的僭越之事做出的惩罚意义何在？人们在这座塔的顶上究竟要做什么？《创世记》告诉我们，这是人要与天斗，但塔太高了。我喜欢想象，有一天我们建造了一栋摩天大楼，超过了帝国大厦的高度，但突然人因为自大，妄图与天斗，最后楼塌了。这就像巴比伦神话里的乌拉天，人们建了一座天文观测台解读星体运动的秘密。神惩罚了人的僭越，因为这个秘密只属于神，所以他们布下了超量的语言来击溃人类。被破坏的巴别塔，德里达实践的“播撒”（dissémination），所有的语言被散成丝丝缕缕。这样魔幻的画面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我试着去解开这个象征意象。但不同的语言一直是我追寻的对象，它是祝福，它对我说：“体验你的世界吧，用你的话语构建它。”我们要换条路，试一试另一种语言的思考方式。

我把太多时间花在了机场里，机场有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即这一特殊的语言——英语，我们可以就它写篇博士论文。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地方语言正在消失，因为北非撒哈拉地区的机场和香港的机场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被装入一个统一样式的语言信封里，有自己的标价、广告或疗效。有人已经对机场语言这一文化“肥皂”和“清洁剂”做了研究。可能有一天，这个星球就会变成一座巨大无比的机场，广播里播报着英语的音乐和歌曲。于是，原本扎根于自己文化的人类甚至会忘记他们的记忆身份。

统一的语言

贾汗贝格鲁：我们现在的书写在哪些方面受到语言问题的影响呢？

斯坦纳：新闻传播可能已经遍布全球。我们越来越趋近于同一个世界，卫星如同刻度盘上的指针绕着圈发送新闻。新闻内容差不多都是本地的—亚洲的、澳大利亚的或非洲的，但用的都是同一种中性的语言，政治和广告的新闻语言将全天候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

人用手书写他自己的语言。手写的文字仅能定义书写之人的思想。我们好像要成为苏格兰场的侦探才能意识到打字机也可以打出有个人特色的文字，用电脑处理文字则意味着书写被判了死刑。

贾汗贝格鲁：罗兰·巴特区分了“写作”（écriture）和“纯粹写”（écrivance），他说后者是写作者把写作当成一种工具。您认为人们会越来越把语言当成一种工具吗？

斯坦纳：当然。语言工具化会变得越来越常见，但在大诗人身上还保留着玄奥和神秘。勒内·夏尔或策兰的诗句确实令人费解，无法一眼读懂，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了让写作依然是写作，在诗句中蕴藏着诗人绝望的抗争，我们根本看不懂他们的任何一个词。优秀的现代诗歌关闭了轻易解读的入口，曼德尔施塔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门的关闭重新肯定了言说和书写的价值，以及它们的自主性。人们常常谴责现代主义晦涩难懂，但这是对抗日常语言统一化及其差异性日渐流失的一种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手段。

《再见，语言》剧照。

贾汗贝格鲁：这些诗人需要抵抗统一化到什么时候？

斯坦纳：马拉美和瓦莱里的作品流传至今，但要理解夏尔和策兰还需要几个世纪。之所以他们的诗歌“固若金汤”，是因为想进入他们言说之地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群。您可能会反驳我，说在西方也有过光辉时刻，伟大的作家如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或丁尼生，他们的作品销量接近几十万册，而这部分璀璨的文学是几乎所有读者都可以阅读的。但其实这段光辉时刻转瞬即逝，只存在于1815年到1900年间，它代表了文学才华与西方经济和技术条件之间罕见的“停战”时刻。我不认为这样的时刻会再次出现，因为与所有伟大的诗歌和深邃的思想一样，这样的时刻弱不禁风、命若悬丝。

贾汗贝格鲁：今天一个诗人或一个作家如果想保留自我，坚持其文字解读的神秘性，是否需要避免与大众媒体产生直接接触呢？

斯坦纳：当然，为了不迷失自我，他们需要冒这个险。伟大的人物不会和大众媒体有任何接触，大众媒体也讨厌他们。他们自我封闭，不接受采访，一向如此。伟大的诗人应该定义为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患着病，离群索居，就像被感染上艾滋病一样。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举个反例：苏联制度下审查严格，于是一些诗人和反抗运动的领袖走进足球场，因为有一大批听众要听他们朗诵作品。比如说，叶夫图申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朗诵者，他属于这样一群思想家，他们把才华展示给公众看，把自己的哲学搬上舞台，所以他们的作品接受程度异常高。说异常是因为诗人和听众的会面通常很少见，这和诗人本身的性格相关，具有偶然性。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常是形单影只的人。

关于孤独

贾汗贝格鲁：您觉得孤独重要吗？

斯坦纳：至关重要。为了得到孤独，我会全力以赴。在《巴别塔之后》出版后，我受到了很多批评，有一些来自我很尊敬的人，他们指责我单枪匹马地写书，因为他们说到了20世纪初，要写这么一本书应该要一个专家团队。还有些批评说我是单枪匹马的骑士，意图策马踏过别人的田地。这是很严重的指责。也有的批评说我没有把研究嵌入某个研究体系，谴责我像一个糟糕的选手，不曾加入某个团队。这些指责的捶打声铮铮地回响在我的整个一生里，我能体会到它们的印象，感知它们在心理上的根源。我很讨厌什么委员会，以至于在我看来靠近他们就会犯错误。我讨厌所谓的团队和合作。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孤独的呐喊，出于一种需要。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呼吸、写作或死亡。个体之死不可能以“委员会”为单位。

《再见，语言》剧照。

贾汗贝格鲁：能说一说您的计划吗？

斯坦纳：我很愿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悲剧之死》之后，我的研究经历了一段潜伏期和宗教思考。在《安提戈涅》里，我的思考变得明朗起来。我在想，是否存在一种不追问上帝之存在及其影响的文化或艺术。在《真实的临在》里，我又迈进了一步。我试图在我的这些“导读”作品中做总结——自威廉·詹姆斯、柏格森、布尔特曼、卡尔·巴特和伯特兰·罗素以来，这些导读成了思想家身份的加冕。那么它们的主题是什么？在《造物的文法》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行走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硌在我鞋子里的小石子，我必须停下来，因为出血了。所以我的问题很明确。英语中大家常说：“上帝创造世界”，而不说“上帝发明世界”，我的问题就是关于“创造”和“发明”这两个词，研究它们自古至今的发展，研究《圣经》里的约伯和柏拉图的《蒂迈欧》。我试着理解为什么希腊语的“poíēsis”一词意味着“创造”，而这意味着希腊语作为西欧语言的母体并没有给“发明”一词留下任何位置。拉丁语也要到很晚时候才接受了“invenire”，即“发明”一词。宗教和哲学，艺术或科学，在这些如此不同的领域里，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起源”理论和开篇（incipit）之说。一个大科学家是创造还是发明？一个音乐家是创造还是发明了一段旋律？在数学上有两个学派针锋相对，数学家是发现还是发明一个新定理？这种行为究竟是什么？它和上帝的指令（fiat de Dieu）之间有什么相似处？我在书里把两句话当作题词，我想告诉您，我要把人生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时间用来完成我的计划。其中一句来自莱布尼茨：“为什么并非一无所有？”虽然前苏格拉底时代哲人已经有这种提法了，但方式不同，我更喜欢莱布尼茨的说法，它更清楚。另一句话也很简洁清楚，是尼采在1883年的一份笔记中说的：“艺术说是，约伯说是。”德语更有力，动词“bejahen”的意思是“说是”。但在法语里找不到同样美妙的词把“是”当作一个动词用，我们不能说“je ouie”（我说是），“ouies”（你说是）。对“béréchite”——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的视野诞生之初——去言说些什么，是相当艰巨的任务。目前没有人能做到。

本文摘编自《阅读还有未来吗》，因篇幅所限有删节，经出版方授权刊发。

摘编/张婷

编辑/走走

校对/杨利